做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在一次演讲中探讨了“丰裕社会”中的富裕和厌恶的话题。从词源角度来看，“富裕”一词有洋溢的意思，那么这种洋溢可能有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意味，因为洋溢也可以意味着过剩，因此，富裕可能是一种肯定的快乐的富裕，也可能是一种否定的麻木的富裕。区别于行为主义心理学那种仅限于观察可见事物的测量，精神分析学要求考察事物的本质，考察行为掩盖下的动机，因此，用这种心理学分析范式，弗罗姆能够展开对现代社会的“富裕”表象进行更深刻的洞察，他说：“从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我们将要讨论的任何事物中，我们感兴趣的主要不是（更不是唯一）从外部来观察人们的行为，而是在于一个人所持的动机，他的意图，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她们。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行为的特质。”例如，在对司空见惯的日常消费来说，弗罗姆看到了行为表象后隐藏的本质原因，那就是“有些人吃或买东西并不是为了去吃或去买，而是为了去平息他们的焦虑或沮丧的情绪。增加消费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驱除沮丧的方式。”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见这句话以后会有强烈的同感或共鸣，而这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被称之为“消费主义”的社会病之一，由于一种“被动人格”的存在，人被外物所驱使，在外部的各种诱惑中，人逐渐失去了自我，而成了物的奴隶，于是，只有通过“消费”来充实自己，才可以驱除内心的空虚，诸如沉思、内省式的生活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非常难了，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讲，这是不可理解的，怪不得有学者慨叹“我发现一切罪过只源于一个事实，人们没有能力安静地坐者。”人们已不再重being（存在）、 becoming（成为人），相反却为having（拥有）多少而费尽心思，而事实上，我们的真正所需又有多少呢？这种寻求“拥有”或“占有”的生活取向就属于被我们称为“被动人格”的表现形式，虽然表面看来，它是主动的。主动人格是什么？在弗罗姆看来，是“能够将人们的内在力量带动，并表现出来的东西，有助于新生，给我们的身体感情以生命，并给予我们以知识和艺术的力量。”“我们不仅拥有说话和思考的能力，而且拥有深入观察、有表达爱以及曾具有的非常熟练从事艺术的能力。”人类的这些力量经常被阻挡或受到压抑，而现代人更多关注的是占有、被爱，而不是相反。无数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只有主动性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欢娱，对此，他总结“我相信，人只有充分表现了自己，当他充分利用了他自己的能量时，人才会生存。如果他不这样做，如果他的生活只是由占有和使用而不是由生存构成，那么他就是退化的；他就变成了一件东西；他的生命就无意义了。”“真正的欢乐伴随着真正的主动而到来，而真正的主动有赖于人的能力的培养和挖掘。”       但是，我们当今的社会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高生产和高消费基础之上的，消费无疑已经成为了地位的象征与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美德，人的价值体现在他拥有多少，而不在于他是什么，正是由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在我们的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厌恶”或“厌烦”的心理现象，数据表明，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程度与自杀率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从某个侧面证实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被工具化以及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主体地位丧失的人的“异化”。弗罗姆认为，究其深层原因，这实际来源于以“家长制”为特征的权力的、社会结构的危机。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在这种家长制社会中，统治的原则是国家、律法和抽象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会发展出等级制度，而母系社会则遵循着血亲原则、人道原则、同情原则，在家长制度社会中，对同类的同情是缺失的，爱是有条件的，服从被当做是真正的美德，在教育系统和我们的价值系统中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判决是：不服从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于是人们的自主性被剥夺，人们受制于国家或组织宣传工具的影响，而越发变得顺从和容易改变，人被佩带上了“脑中之轮”，被随意驾驶。人性的要求及时代的困境呼唤一种激进的思想革命的到来，这里所谓的“激进”主要是指“对权威主义道德”的否定，是展开一种指向主体性复归的价值选择探索，是一种对消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清醒的认识，我们可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创造的财富及挣得的闲暇，如何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更加快乐，如何顺从自己内心的真实召唤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说到底：”如果我们要把真正的富裕作为我们的追求，我们就必须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方面做一些根本的改变。”

有些人吃或买东西并不是为了去吃或去买，而是为了去平息他们的焦虑或沮丧的情绪。增加消费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驱除沮丧的方式。

欲治平天下者试问当今之世舍我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