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圈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在中国，具有这种意义的城市经济圈，主要有三个：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经济圈。就其发展前景来看，未来５－７年中国三大经济圈都进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它们对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贡献将会进一步增大。同时，三大经济圈之间也将展开以资本和人才为重点的新一轮争夺战。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２０年中国经济重心区是由北向南变迁，那么，以后的２０年将可能逆转为由南向北的波浪式演进。可以预期，２１世纪头十年或再长一点，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北经济圈，有希望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未来中国的第三个高增长区。
城市经济圈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所谓重心区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就像生命体的“心脏”一样；所谓增长极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动作用，可以比作是机械运动中的“发动机”。
在中国，具有“重心区”和“增长极”意义的城市经济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迁。现在通常认为，有三大城市经济圈，即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及以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城市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经济圈。
经济学意义的“城市经济圈”
从现有文献看，人们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构成的经济区域，称为“城市经济圈”，或“城市经济群”、“城市经济带”。应该说，这三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形态：一种是环状的；一种是（散）点状的；一种是带状的。然而，从经济关系比较，“城市经济圈”最具有经济学意义。
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圈”可以定义为，由一个具有较高首位度的城市经济中心，和与中心密切关联且通过中心辐射带动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构成的环状经济区域。由此，我们给出“城市经济圈”的三大要件或特征：
第一，有一个首位度较高的城市经济中心。作为一个经济圈，必然要有一个经济中心，才有凝聚力和集聚功能；经济中心的首位度（一般以经济总量居第一的中心城市与经济总量居第二的城市的比值来衡量）越高，其凝聚力和集聚功能越强，该经济圈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效能也越大。
第二，有若干腹地或周边城市。它们既是中心城市经济能量释放或扩散的接受地，也是支撑中心城市发展的要素资源供给源和重要的市场区。
第三，中心与腹地的内在经济联系紧密，具有“极化-扩散”效应。根据空间经济引力模型（或重力模型），中心与腹地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关联方的经济能量（ＧＤＰ、人口、资本积累等）成正比，与中心至腹地的距离呈反比。但在中国区际经济现实中，还要考虑到行政力量和政策等人文因素的影响。
与此相对照，如果存在若干城市在空间上密集分布，无论是由于资源和交通条件形成点状或带状格局，而没有一个集聚中心及中心与相邻城市的紧密经济联系，那么，这种“城市经济群”和“城市经济带”较多具有地理空间的属性，较少具有经济学空间的属性。依此判断，在中国所谓的三大城市经济圈中，比较接近经济学意义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圈。
在长三角城市经济圈中，上海的经济首位度２００２年达到２．６（苏州为第二位城市），居大城市经济圈之首。围绕上海中心城市的周边相近等级的城市有１４个，包括江苏省的８个和浙江省的６个。据测算，上海与长三角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指数依次为：苏州１９．５；无锡１１．９；杭州８．６；嘉兴７．１；宁波７．０；南通６．１；南京５．６；常州４．４；湖州３．０；镇江１．６；扬州１．０。这与空间经济引力模型较为吻合。
珠三角地区没有真正具有核心地位的经济中心和明显的“极化--扩散”效应，应当看作是“环珠江口城市经济带”，其地理学意义大于经济学意义。然而，如果放大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考虑到香港具有的辐射扩散作用，大珠三角地区经济中心的首位度达到５以上（广州为第二位城市）；在实施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性步骤后，其经济学意义将会凸现出来。
环渤海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概念，既无首位度高的经济中心，圈内各城市之间也无紧密的经济联系。实际上，它是由“京津冀北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和“济（南）青（岛）城市带”三个独立部分构成的大面积、多面向的区域，其中“京津冀北城市群”的密集度较高，经济规模较大，初步形成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城市经济圈，或称为“西渤海湾城市圈”。
从上述界定和分析可以推论，城市集群区域的发展应按照“城市经济圈”的三个要件来构造，才具有经济学意义。目前所谓的三大城市经济圈，严格地说，并不都符合“圈”的涵义。但为方便起见，我们仍都称之为城市经济圈或简称经济圈。
未来几年三大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前景
十六大以后，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到２０１０年，是实施新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一方面，西部大开发将初显成效，尤其是西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将率先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三大城市经济圈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期。
对于三大城市经济圈而言，未来５－７年，不仅将共同分享中国加入ＷＴＯ及经济全球化、国际产业资本转移所带来的新的发展机会，而且各个经济圈内部业已产生启动新一轮大发展的能量巨大的引擎或“发动机”。
环渤海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北京举办奥运会及国家扶持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投资预算，北京将为举办２００８奥运会进行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总额高达２８００亿元人民币。举办奥运会将带动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建筑、房地产、旅游、广告、城市公交等，并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据国家统计局预计，到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经济”平均每年能拉动全国ＧＤＰ增长０．３－０．４个百分点。作为毗邻北京的环渤海主要城市，从奥运大规模建设中必将分享一定利益。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几次在东北三省考察时强调，振兴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既是东北等地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当前，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条件具备。要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这是国家在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东北大改造”有望与“西部大开发”并列为国家级战略，因而必将对同处于东北和环渤海经济圈的老工业城市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长三角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上海举办世博会及国际性大都市建设。举办２０１０年世博会既是上海提升城市功能，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加速器，同时它又是一个辐射源，长三角其他城市都可能从中受益。用于世博会园区建设的直接投资为２５０亿元人民币，而包括为世博会成功举办所需要的交通、城建等间接投资约是直接投资的５－１０倍。据上海有关方面测算，这些投资需求可能拉动地方ＧＤＰ增长０．６个百分点。由于长三角毗邻城市与上海市的区位、交通紧密联系，上海世博会的巨额投资会把周边城市带动起来，不仅在交通等基础设施上对接，而且在整个城市服务功能、城市品位上，都将相应提升档次。借助“世博效应”，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圈将可能从“国家级”跃升为“国际级”。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上海的城市定位是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成为国际性大都市。围绕这一目标，未来５－７年上海将开始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又一个新高潮。其投资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将超过历史上任一时期，这对长三角城市无疑提供了分享“大蛋糕”的商机。按照建设“四个中心”的要求，上海城市整体功能需要调整升级，现有一部分功能要转移或退出，从而为长三角城市提供了承接、配套发展的良机。
珠三角经济圈“引擎”主要来自香港与内地ＣＥＰＡ协定。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９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ＣＥＰＡ），一方面会由于２７３种香港产品以零关税进入内地，而有助于刺激香港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另一方面随着关税壁垒的提前消除，毗邻港澳的区位和文化优势使得广东与港澳经济融合的步伐加快（内地与澳门的类似安排也将在年内签署），香港在大珠三角经济圈的龙头地位得以真正确立，从而必将带动珠三角经济圈向更高层次发展。
ＣＥＰＡ的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安排，香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与珠三角地区整合，将可能超越以往“前店后厂”的港粤合作模式。珠三角地区有５３０００家港资工厂，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香港企业将首先考虑转移到珠三角为制造业做配套服务，通过引进香港的服务业，珠三角经济结构将得到更好的提升。另外，ＣＥＰＡ采取香港原产地的做法对珠三角企业也非常有利，企业可以采取一部分在珠三角加工、一部分在港澳加工，通过价值估算就可能成为区域内零关税产品，从而有助于增强珠三角企业的竞争力。
展望未来竞争态势与前景，未来５－７年中国三大经济圈都进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它们对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贡献将会进一步增大。同时，三大经济圈之间也将展开以资本（尤其国际资本）和人才（尤其高科技人才）为重点的新一轮争夺战，这种争夺实质是区域投资环境的较量。
根据区域投资回报存在的边际递减规律，国际资本在中国的空间走向将日益呈现“北上西进”的态势，特别是“北上”（由南部沿海向北部沿海）会日趋明显。目前，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的综合商务成本趋于上升，土地紧缺，发展空间受限，人力成本及水电等费用也在升高，这些都会迫使企业做出区位调整，并影响到投资者的空间决策。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２０年中国经济重心区是由北向南变迁，那么，以后的２０年将可能逆转为由南向北的波浪式演进。可以预期，２１世纪头十年或再长一点，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北经济圈，有希望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未来中国的第三个高增长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