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Think Tanks)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随着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关于“思想库”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的新热点，西方国家在近几十年间逐渐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思想库理论。本文综述了西方思想库研究领域的三个传统：历史路径、实证主义和国际比较研究，并分别从政治学、政策过程理论与知识运用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梳理了思想库影响力的理论脉络。在本文最后部分，作者分析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库”方面的两种不同思路。        一、思想库研究的西方传统        在西方国家，1971 年迪克逊(Dickson) 发表了第一本介绍美国思想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的20多年间，西方学术界关于思想库的重要研究论著一直不多。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思想库参与政策过程的研究才开始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研究范式上来说，思想库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传统。        1、历史路径        西方思想库研究的早期，学者们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历史路径的分析方法，主要分析思想库兴起的政治背景。除了1971年迪克逊的著作以外，90年代初出现了几部各有侧重的、从历史路径着手的思想库研究专著。        史密斯(Smith) 在他1991年的重要著作中，分析了作为“政策精英”的政策专家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思想库专家在美国政治中形成与壮大的历史。史密斯将美国思想库的成功发展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发达的基金会，二是美国政府系统对思想者特别开放。他将目前在美国兴起的新政策精英群体的思想库专家称为“思想掮客”(ideabrokers) 。他还特别指出了思想库专家在70年代前后发生的重要变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化。        瑞西(Ricci)于1993年发表了《美国政治变革：新华盛顿和思想库的兴起》一书。瑞西本人就是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研究员。瑞西研究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思想库在美国新的华盛顿政治文化中的兴起过程。他发现，在这20年里，美国政府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美国政府以外的力量逐步增强，专家地位的初步确立、电视的发展以及传播技巧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政策话语。思想库在“思想市场”中展开的争论丰富了对各种理论的检验，它们因而具有了日益巨大的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力。        1994年，英国学者考科特(Cockett) 发表了他的著作《思考那些不能思考的》。书中他历史地分析了自1931至198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自由市场的经典自由派思想库从形成、痛苦缓慢的发展、政治成功到最后衰落的过程。        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英国思想库和舆论环境》中，邓海姆和加奈特(Denham and Garnett) 对过去影响社会思潮的多元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多元主义认为在一个健康的多元社会中，一种思潮能占据主流地位需要增加公共争论中本方集团的投入，这样民主才得以保持。但作者发现，在近20年英国新右派的兴起过程中，他们赢得媒体和选举的胜利并没有伴随着新的成本注入。因此，作者从历史角度分析了自费边社( Fabians，1884)在英国成立以来英国思想库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并认为英国思想库在英国社会思潮的竞争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撒切尔夫人得到新右派思想库的帮助以推行保守主义思想是新右派意识形态在英国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        2、实证主义        随着思想库领域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在现实层面关注思想库。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思想库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定性和定量两大实证主义分析方法的取向。        在介绍具体的思想库实证主义研究之前，不得不首先提及斯通Stone) 的著作，她于1996年发表了《俘获政治意象：思想库与政策过程》一书。通过这部书，她成为第一个在中观层面分析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的学者。她指出了知识交流在政策研究机构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对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和认知网络进行了详细分析。斯通是近10年来在国际思想库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斯通第一次对思想库实现影响力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开发，她为其后的实证主义的思想库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Institute，FPRI) 的资深研究员麦甘(McGann)于1995 年发表的著作《公共政策研究产业中经费、学者和影响力的竞争》开创了思想库研究中定量研究的先河。虽然在他的研究中，定量研究仅仅是7个美国思想库的基本数据的罗列比较而没有进行相关的理论解释，但是他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不同思想库的第一手数据的方法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加拿大学者阿贝尔森(Abelson) 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首先，在1996年的《思想库与它们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一书中，他以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为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 的大案例，详细分析了思想库参与政策决策的过程的机理。阿贝尔森特别介绍了思想库的影响网络在思想库发挥影响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他还指出媒体已经成为思想库宣传其政策思想，并影响外交政策的可以借助的新工具。2002年阿贝尔森又发表了专著《思想库重要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评价》一书。他在自己构建的政策过程概念框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讨论了评价思想库影响力的方法。阿贝尔森在这本著作中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通过观点被主要媒体的引用率和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次数，定量地比较分析了不同思想库(加拿大和美国) 的政策影响力。利用媒体数据库检索研究思想库的并不止阿贝尔森一人，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者是多尔尼(Dolny) 。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每年都发表评论，对不同流派思想库的媒体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和排名，以分析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思想库的力量对比。        瑞奇(Rich) 在1999年完成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著作《思想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政治》一书。瑞奇在书中不仅设专门章节介绍了思想库在三个政策子系统中(包括医疗改革、电信改革和减税政策) 发挥作用的案例，而且还第一次将回归分析的定量方法应用于思想库的研究中。        从国际上最近10年的思想库实证主义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思想库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定量分析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广泛采用了问卷、数据库检索等数据搜集手段获得第一手数据；用于发现因果关系和验证理论假设的回归分析方法已经出现。        3、国际比较研究        随着思想库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各国学者也开始关注本国思想库的发展，并经常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经过收集和汇总，成为思想库的另一个研究路径“国际比较研究”的有益的素材。        目前国际上专门介绍不同国家思想库发展状况的英文文集一共有5部，除了1996年美国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在日本举办的世界思想库论坛，最后由特尔加斯基和尤诺( Telgarsky andUeno) 编辑出版的《民主社会中的思想库：另一种声音》以外，其他文集均由前文中提到的几位专门研究思想库的英美学者编辑整理出版。如麦甘和韦弗编辑的200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思想库会议论文集《思想库与公民社会：思想与行动的催化剂》，以及斯通等人在多年来美国政治研究协会召开的年会论文的基础上收集整理出版的《各国思想库：一个比较的路径》和《思想库传统：政策研究和思想的政治学》，以及她为全球发展网络(GlobalDevelopment Network，GDN，总部设在日本) 首届年会整理出版的《信赖知识：全球发展网络的起源》等三本文集。        纵观这些思想库国际比较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所总结的导致思想库在各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各国的民主化程度和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传统。因此，在所有介绍国家或地区思想库的论文中，首先涉及的都是该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态，进而描述政府将思想库放在其政治生活的什么位置，以此作为出发点，最后分析在这样的环境下，该国思想库的发展状况和影响力途径等。从这种行文结构可以看出，对于思想库的国际比较研究尚处于泛泛介绍其整体发展状况的阶段，理论开发和实证工作远没有英美思想库研究来得系统。        二、思想库影响力：永恒的理论议题        由于“专家”的特殊行政身份，他们不是政策的直接制定者而只能作为间接参与者进入决策系统，因此，思想库的“影响力”就成为思想库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议题。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发展出一系列理论路径去解释思想库的影响力问题。        1、基于政治学的宏观理论        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始终和学术界对政治学理论的认识紧密相连。虽然学者们在研究思想库时并不总是刻意去套用某个基本理论，但如果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针对思想库的研究都是依附于某个政治学的宏观理论流派的。正因为这样，在我们最初讨论思想库的影响力时，有必要以这些理论流派为线索，整理前人关于思想库影响力研究的发展轨迹。        (1) 多元理论        主要由杜鲁门(Truman) 和达尔(Dahl) 等人发展起来的多元理论(pluralist theory) 认为，政府的政策是社会中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产物，即政策是政府权衡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结果。利益集团是那些具有共同目标的个人为影响公共政策而结成的团体，所以，政策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和其他试图影响政策的组织一样，被视为多元理论分析家们的研究对象。多元主义认为，思想库确实可以参与到与诸如贸易工会、环保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政策的竞争之中，但并不能说思想库在这些类似组织中具有特殊地位。但是，思想库所具有的特性--声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使得它们能够站出来，通过专家意见来影响政策。基于多元理论，西方有一些学者就将思想库参与政策影响力的竞争作为研究的焦点。        (2) 精英理论        与多元理论相平行的精英理论(elite theory)则是将政治结构解释为一种由个别具有一定目标的组织和个人主导的进行运作的机制，简单地说，政策是由少数有权势的社会精英决定的。米尔斯(Mills) 在他论述精英理论的著作《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美国的权力精英主要由政治精英(即美国政府中少数身居要职者) 、经济精英(美国几百家最大的公司首脑) 和军事精英(即军方最高级领导人) 三大部分人组成。之后戴伊(Dye) 又将权力精英逐步扩展到新闻记者、大律师、基金会组织负责人、思想库负责人以及美国名牌高校的校董事们。根据精英理论的框架，思想库中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对政策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至于这些精英通过什么方式去影响政策决策，多姆霍夫提供了一个将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中的亲密纽带(close tie) 概念运用于探索此类问题答案的思路。精英间通过纽带的交流就成为比正式的书面报告更具有影响力的形式。        (3) 国家理论        另一个勾勒出政治结构的理论流派是国家理论(state theory) 。在过去，国家理论一直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他们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包括阶级统治、社会的管理、安全保卫、预防外敌的入侵或侵略他国等。这些职能决定了一国政策和走向。由于国家理论主要讨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国家，而非着眼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所以在西方一度不是主流的学派。但是，由于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 20多年的努力，新的组织现实主义(organizational realist) 国家理论开始复兴。组织现实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虽然国家的政策确实受到行政官僚和参选官员的行为的影响，但国家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根据自己的逻辑运行着。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参与者，思想库的努力并不一定能成为最终的政策产出。并没有证据表明国家采用了某项政策主张确实是某个思想库的努力的结果，而相反，国家的意志还能影响思想库以及其他政策参与者的行为。国家理论有助于解释在许多反常案例中，为什么某些进入政府工作的思想库专家在进入政府前曾信誓旦旦地准备为某项政策主张工作，而最后起草出的政策却与其初衷不尽相同。        2. 基于政策过程的中观理论        那些研究对象更明确的政策过程理论将思想库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引入了中观层面。一项政策过程通常至少需要10 年的时间。考虑到政策过程中的诸多复杂因素，政策过程的研究者就必须寻找能够简化的方法，以便有机会更好地理解整个形势。从政策过程的研究之初到现在，研究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索，以期希望找到一种能够理解政策过程中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        (1) 逻辑起点：理性系统        通常的逻辑起点是假设所有参与者个体是符合理性的。个体都被认为是目标导向的，他们以自己认为的使他们更舒服的方式行动着。而且，政策过程理论假设的这种个体的理性应该被认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政策问题的模糊性、复杂性和微弱的选择压力，时间和信息成为了最大的稀缺资源。政府官员最缺乏的能力是如何有效地管理时间而不是管理任务，而且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问题的各种信息，并需要知道过去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所以思想库的政策分析活动有了对口的市场。政策参与者的个体在和他们有关的各种因素(包括外在的--自身所在的组织的利益、政策环境和背景以及制度约束；内在的--个人利益和偏好、自身的政策信念、时间的管理、信息的获得性等) 的共同驱动下进行的自我选择成为个人对政策变迁进行选择的微观推动力。在这些因素中，有些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理解各相关变量间的关系以及对参与者个体的影响机制。        (2) 政策参与者的集体行动        政策过程参与者的集体行动导致政策的最终结局。在过去学者的各种理论中，对集体行动的解释显得殊途同归--无论参与者是以个人形式还是以组织形式进入政策过程，政策变化也总是所有参与者的集体行动的结果。制度理性选择理论将单独的个人视为能够影响政策的代理人，它假设政策过程参与者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影响政策的制度因素的能力，他们各自独立的行动以及在网络与权力关系上的累积才导致了宏观上影响政治体系注意政策问题的速度、整合政策偏好的效率，以及政策吸引寻租人和寻求控制他们代理人的委托人的注意力的方式；多源流(multiple2streams) 模型并不关注参与者个体们是如何聚在一起以获取一个共同结果的集体行动过程的。相反，这一理论把焦点放在了特定个体或政策经营者(policy entrepreneur) 在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如搭便车等) 时发挥的作用，以及导致较大政策变化的集体行动的宽泛的条件上；倡议联合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对集体行动问题予以密切关注，联合的存在不是假设，而是可以通过联合信念系统的确认和联合成员间协调行动的阐述来证实的。        (3) 政策子系统        在思想库参与政策过程的研究中(无论多元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学派) ，政策子系统的概念一直受到关注。政策子系统是和某一政策领域相关的政策项目、参与者和机构的集合。在政策子系统中，所有参与者集体行动的共同作用勾勒出中长期的政策演变的逻辑。很多学者提出，准确的分析单位应当是政策子系统，而不应当是具体化的政府或政策项目。因为对于如空气污染控制、危机管理政策或电信产业政策等任何给定的政策领域，通常都存在数十个不同的政策项目，这些项目涉及一些不同层级的政府。一个政策子系统包括那些来自公共或私人组织中对政策问题给予特定关注的参与者，其中包括传统的“铁三角”、官僚机构的专家网络、新闻记者、研究者团体和政策分析者。 由于这些项目处理的是相关联的议题，所以涉及的参与者基本相同。作为政策过程的参与者，思想库就包含在政策子系统中，它们对政策思想的产生、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些子系统可能由单一利益主导，也可能处在几种利益的斗争之中；子系统中的斗争越激烈，其内部的联盟就越可能保持稳定；子系统可能在一段时间后破碎了，也可能具有不同于其他子系统的独立性。        (4) 政策过程的结构主义思路        政策过程理论的学者们研究思想库的思路，是将政策过程分别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化，而同时考察思想库在政策过程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的作用与地位。        在时间上，政策过程的阶段理论的倡导者们将政策过程拆分成政策循环(policy cycle) 中的各个阶段。例如，里普利等人(Ripley & Franklin) 在《官僚和政策执行》中把政策过程划分为如下阶段： (1) 议程设定； (2) 目标与计划的形成与合法化； (3) 计划执行； (4) 对执行、表现和影响的评估；(5) 对政策和计划未来的决定。豪利特与雷姆什(Howlett & Ramesh) 在他们1995 年的著作中，对政策过程的阶段论进行了拓展，认为政策过程是由政策子系统组成的，而且政策过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它可以从循环的任何一个阶段发生，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终止。思想库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参与并影响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        聚焦于议程设定阶段的多源流模型认为，政策变迁是由三个源流---问题源、政策源、政治源决定的。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当上述三源汇合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就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这种汇合就是所谓的“耦合”(coupling) ，这样的时间点称为“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 ，它是提案支持者们推广其解决方法或为他们的特殊问题吸引注意力的机会。多源流理论将政策源比喻为“漂浮”着多种意见主张的“政策原汤”(the policy primevalsoup)，它们是由包括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等提出的。多源流理论的倡导者金登(John Kingdon) 在考察了数百个访谈者数据之后认为，思想库主要参与的是政策议程设定阶段中的政策源。根据多源流模型的观点，思想库可能没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制定者最后的决策，但它们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集中于备选方案，以影响政策循环中的议程设定阶段---让国会和政府认识到某项政策问题必须马上得到解决，使它们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并为它们提供政治上可接受且技术上可行的备选方案，这就是很大的贡献。        对政策过程从空间上进行的考察则是将政策的参与者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西方政治的所谓“铁三角”结构，还是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以及公众的参与，均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探讨。而理解思想库影响力最流行和最可量化的方法：思想库媒体引用(media citation) 和国会证词(congressional testimony) 就是基于这一观点。        3. 基于“知识运用”的微观理论        (1) 两大群体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公共管理学的重要分支，“知识运用”(knowledge utilization) 理论开始在学术界兴起。该理论关注的是在知识与政策之间如何架起桥梁的问题。学者们最初的观点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专家的知识很难被政策制定者用来制定政策。因此，卡普兰(Caplan) 将采用或不采用知识或研究视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文化和行为差异的标志。他将这种差异(gap) 称为“两大群体理论”( two communitiestheory) 。        (2) 启迪模型及其衍生理论        但是，这一理论并未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韦斯(Weiss) 的“启迪模型”(enlightenment model) 。她认为在使用知识与不使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是随着时间发生渐变的。由于韦斯等人的贡献，学者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确实能够被用以影响政策决策有了新的认识，因此，知识运用的领域才得以真正进入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知识运用学派( theKnowledge Utilization School) 的先驱人物韦斯和桑德奎斯特(Sundquist) 首先将知识假设为具有积累性的(cumulative) ，知识的一些形式，如政策思想(idea) 、意识形态(ideology) 、范式(paradigm) 和世界观(worldview) 并不是与政策制定无关，也不是一产生就能转化为政策的产出，而是需要经过时间上的积累。因此，知识寻找什么样的路径影响政策就成为知识运用学派最关心的问题。        自韦斯以后，学者们对知识如何转化为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开发出许多模型。根据威特罗克(Wittrock) 的观点，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过程除了“启迪模型”外，还可以拓展为另外三种模型：“经典行政模型”( classicalbureaucratic model) 、“专家政治模型”( technocraticmodel) 和“工程学模型”(engineering model) 。        (3)“研究”模型        “研究”是知识运用学派的重要概念之一。在知识运用学派的学者看来，知识的产生、作用与影响过程就是专家的研究过程，因此他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已将“研究”这一概念理解得非常细致。“研究”在韦斯看来有三种模式：作为数据的研究、作为思想的研究和作为争辩的研究。这三种研究在政策过程的不同背景和不同阶段对政策产生了影响力。而另两位学者赖默斯和麦金(Reimers and McGinn) 则有不同看法，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将研究分解为4种模式：学术研究、计划研究、工具研究和行动研究。这两类关于研究模型的探讨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国家以及各领域的政策过程分析之中。        (4) 知识运用的动力学        从知识成为政策的动力学来看，知识运用可以分为科学推动型、需求拉动型、扩散型和互动型。科学推动型( science push model) 强调的是研究发现的“供给”和“输出”作为主要知识运用的目标。在这一模型中，研究者是研究的主要动力。而知识的运用则是简单地、直接地和线性地提供给政策决策者。需求拉动型( demand pull odel)主要针对那些客户-委托关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一模型中，研究者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政策研究，因此，这一模型是从客户对研究问题的界定开始的。扩散型(dissemination model) 知识运用主要指那些没有指定目标和计划的知识传播。其传播对象是知识中潜在的政策思想的使用者，因此，扩散型的知识运用还需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明确什么是有用的知识以及谁是潜在的知识使用者。互动型(interaction model) 是知识运用4个模型中最复杂的一个。这一模型认为，知识运用发生在知识研究者和使用者之间多样的和混乱的互动之中。和其他几个模型不同的是，这一模型更加关心在供给、扩散和使用等不同阶段中的知识研究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5) 后现代主义知识运用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知识运用观点开始发展。后现代主义知识运用观所关心的是语言(language) 或话语(discourse) 如何表达为政策议案，以及问题和解决方案如何被受众理解。因此罗(Roe) 开发了“政策叙事”(policynarratives)理论以处理政策专家如何以“讲故事”的形式在研究成果的交流过程中选择合理的策略。政策叙事理论探讨了研究在影响政策时产生正面或负面作用的言语技巧因素，它将复杂的问题开发简化为详细精确的故事叙述，同时，该理论也解释了即使在实证证据显示具有负面后果时，为什么政策影响仍经常被理解为知识开发的正面结果。最新的后现代主义知识运用的政策叙事分析已经开始采用修辞学和记号语言学等实验方法，逐字逐句地考察和比较一个“故事”的不同表达方式对行政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研究知识运用于政策实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最终形成政策，从而体现自身研究的价值，因此，这些学者研究知识运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架设知识和政策之间桥梁的内在规律，并指导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何进行政策倡导。因此，许多研究机构经常开发出一些可操作的步骤方案。如发展健康研究委员会(Council on HealthResearch for Development) 、瑞士发展中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委员会( Swiss Commission for ResearchPartnership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nd Development) ,以及荷兰发展协助研究委员会(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ResearchCouncil) 等组织相继编写了一系列手册教材，帮助指导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政策层输出。        但是，知识运用学派目前的理论成果存在着两点不足：第一，过去的研究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专家的知识运用，而受众(主要是政府官员或公众)的知识运用过程也对知识成为政策的效率具有贡献；第二，学者理论构建的目的性过于明显--为了指导研究者倡导研究成果，他们过于关注回答“如何做”的问题，而不去探讨“为什么”的问题，因此，所有的理论开发都属于描述性的微观模型和概念框架，缺乏具有因果关系的理论的开发。

 三生石上旧精魂 赏月吟风莫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 此身虽异性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