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中国北方地区大致出现过三次大的经济浪潮：康熙时开禁后的汉蒙综合贸易浪潮；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时中俄恰克图通商的茶叶等外贸浪潮；道光后票号产生以来的金融浪潮。就乔家而言，这三次浪潮都赶上了，也都抓住了发展自己的机遇。
第一次浪潮开始于康熙平定准葛尔部叛乱后，此时，曾跟着费扬古等清军将领深入蒙古草原随军服务的山西小货郎们既熟悉了路线，又了解了汉蒙商品的巨额差价，而且还与清军留驻蒙古草原的将士结下了友谊，占据了极为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汉蒙贸易的禁令一开，这些人便捷足先登，占有并垄断了这个庞大而肥硕的市场。
由于明朝以来300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汉蒙商品之间形成了巨额的差价。仅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商品价格与蒙古草原上的商品价格相比，从归化城买上一两银子的汉人商品，到蒙古草原上就能卖到三四两银子。反之，从蒙古草原的大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买上一两银子的商品回到归化城就能卖到三四两银子。而这些山西旅蒙商队深入草原都是来回装载商品，这样，一个来回下来，就是600%～800%的毛利润率，剔除一半的运销成本后至少也有300%～400%的纯利润率。一般旅蒙商队一年要走两个来回，这样计算下来，一年的毛利润率就是1200%～1600%，纯利润率就是600%～800%了。而由于蒙古人不屑于或不善于经商，这种汉蒙贸易就全由汉人把持，再由于通往广大蒙古草原的主要桥头堡是归化城及后来的包头，而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山西巡抚辖下的归绥道，山西人自然得天独厚。于是，如此巨大的汉蒙贸易市场就完全由山西商人把持了。
正是由于如此丰厚的利润和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一些敢打敢拼的山西小货郎成为当时中国商界最赚钱的人群，并迅速发展为大旅蒙商队。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和太谷人王相卿创办的大盛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一次浪潮出现时，乔家的发迹始祖乔贵发刚刚出生，而当他20多岁时，这次浪潮提供的许多机会早已被别人抢去了，这次浪潮差一点就与乔家无缘了。但这位赤手空拳闯口外的光棍汉却奇迹般地“大海捞针”，发现了位于旅蒙商道上刚刚被这次浪潮“冲刷”出来的包头这个地方是块宝地，进而扎根于这块宝地。这样，乔贵发融进了几乎与乔家无缘的第一次经济浪潮，得以水涨船高。此后，乔家一方面在包头稳扎稳打，逐渐形成垄断包头的局面，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扫描全国，谋求更大的发展。
融入第二次浪潮靠茶庄崛起
自雍正六年（1728年）签订《中俄恰克图条约》后，中俄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逐渐形成气候。
雍正时，中俄茶叶贸易额约为几万卢布（1两银子约折合1412卢布）。
乾隆时，中俄茶叶贸易额约为几百万卢布。
道光时，已上升到1000万卢布。
咸丰二年时，达到1500万美元（1两银子约折合1742美元）。
由此可知，中俄茶叶贸易在道光时期已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这种贸易的利润不会低于旅蒙商走草原的利润。大体分析，这每年1000万卢布（约700万两银子）的贸易额中，至少有700万卢布（约500万两银子）是茶商的利润。
因为山西商人已经垄断了蒙古地区的商路，而由归化城和张家口到中俄贸易的恰克图有长达1500多公里的戈壁滩和草原丘陵路程，其他商帮根本不敢走这样艰难险阻而漫长的商路。于是，这次浪潮涌现出来的这一个大商机，又被山西商人垄断了。以榆次常家为代表，前后有100多家茶庄来恰克图进行中俄茶叶贸易，大赚其钱。
就在这第二次浪潮初步形成规模的嘉庆年间，乔家审时度势，一方面继续在包头稳扎稳打，享受第一次浪潮带来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及时地拿出巨资开办了大德诚（资本3万两白银以上）大德兴（资本6万两白银）两大茶庄，融入这次中俄茶叶贸易的浪潮，去渔猎这次浪潮所带来的肥厚“鱼儿”。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直接从产茶地福建武夷山购茶，然后再经过长途跋涉到恰克图与俄国商人交易，利润更加丰厚。由于又一次抓住了这次浪潮涌现大发展的机会，乔家的商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而在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大部，通往福建武夷山的茶道阻塞，无法与俄国商人进行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眼看失去这个商机时，乔家这两大茶庄又千方百计地创造了新的商机，他们自己投资，在湖南临湘县的聂家市、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和两省交界处的羊楼司开办茶山种茶，开办茶场制砖茶，解决了茶叶货源，然后再带上这些茶叶千里迢迢到恰克图与俄商贸易。
由于开办这两大茶庄，充分利用了第二次浪潮所带来的巨大的新机会，乔家在发家致富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进一步跻身于山西商人群体的前列。
但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由于俄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特别是于同治元年（1862年）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不仅允许俄商从其他口岸通商，而且允许俄商深入中国内地进行贸易，于是，恰克图作为唯一的中俄贸易关口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山西茶商对俄贸易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特别是俄商撇开了山西茶商直接去茶叶产地进行贸易，更把山西茶商的外贸利权夺尽，至此，茶叶浪潮陡然退落，茶商开始萧条，面临危机，乔家自然也面临着新的困境，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投身第三次浪潮靠票号鼎盛
其实，这个时候第三次经济浪潮已经兴起了。
从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遥率先办起票号的日升昌发端以来，先后有平遥的“蔚泰厚”（1826年开设）等蔚字五联号和祁县的“合盛元”（1837年开设）等字号经营汇兑业务，票号业成异军突起之势，成了最赚钱最走红的行业，这些票号每账每股分红达1万两白银左右。
而乔家早已开始跟踪这次金融浪潮，并于咸丰元年就由大德兴茶庄兼营汇兑业务。所以到咸丰十年后茶商萧条时，大德兴茶庄摇身一变，于同治元年（1862年）改组成了大德兴票号。乔家的这次战略转移很及时，也很英明。在茶叶生意尚未萧条时，就试探营业票号汇兑，经十余年的探索实践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正巧茶叶生意开始萧条，业务需要进行战略转移。结果是最适宜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也正是最急需进行战略转移的时候。本来是乔东家和掌柜们的人力所为，却如同偶合天成。
此后，乔家积极投身于清代中国北方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这次金融浪潮，大力投资票号：大德兴于同治元年（1862年）改组票号后，又于光绪五年（1879年）投资6万两白银开设了大德恒票号；光绪十年（1884年）改组大德兴为大德通票号；其后，又给这两个票号追加资本各20多万两白银，将各自的分号开设到20多个城镇，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
这次金融浪潮由山西商人发端，也基本由山西商人垄断。乔家的两大票号投身其中，大获其利。
一是汇水（汇费）收入。汇水多少虽说有距离远近、兑付难易、时间长短等诸多不同情形的差异，但大体情况至少在4%左右，在票号创办初期和特殊情况下会达到5%～8%的汇水。可见，汇兑业务的利润非常可观。而且，由于票号汇兑极大地节省了时间，增加了安全，减低了成本（镖局运银多在10%左右），从前一直通过镖局运银进行结算的业务，几乎全部转为通过票号汇兑，业务量非常之多：一个分号一年汇兑几十万两银子是很平常的事，赚1万两左右的汇水也是寻常的情况。而一个分号用人大都只有5～20人，占用本金大都只有数万两而已，而邮一封信的费用不过数钱银子而已。
二是存贷价差收入。票号存款一般为2%～3%的年利率，放款一般为5%～6%的年利率，价差约为2%～3%之间。而架本多在数10万两至上百万两之间，一个分号一年的存货价差也会在1万两银子以上。
由此可知，这个既是新型的又是山西商人垄断的票号业利润非常丰厚。
乔家的两个票号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庞大的网络迅猛发展，在全国金融界呈后来居上之势。大投资换来大收益。两个票号的平均账期分红每股在1万两白银左右。以大德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例：乔家20个财股，每股分红17000两白银，乔家这个账期（1905～1908）能得34万白银。
三次浪潮三级跳：由穷而富，由富而大富，由大富而豪富。乔家的商业越走越远，越来越旺，到光绪年间，乔家终于走上了极盛时期，成为山西乃至全国屈指可数的巨商豪富。
【评点】
一个人，一个企业，都在谋求发展，而要加快发展自己，必须借助良好的机遇，才可水涨船高，事半功倍。机遇从哪里来？从你周围环境的发展变化中来。
人们生存的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机遇也随之而不断出现。社会的发展变化呈阶段性，时而大发展，时而小变化，相应地机遇也时而大，时而小。把握一次大机遇，便可得一次大发展，把握一次小机遇，便可得一次小发展，不断把握机遇，便可不断得到发展。
从经济角度讲，要想富，必须把握住机遇。要想长久地大富，则必须不断地把握住新的机遇。而要这样，就必须密切注视经济潮流的动向，特别是经济大浪潮的出现。因为，大浪潮中最可能涌现新的大机遇，而新的大机遇刚产生时是社会公有的，谁先抓住就属于谁，然后就变成了“先下手者”的私有物。这也正是所有“新”事物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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